「家屬未必會用『創傷』這個詞去描述他們的經驗，但一個家要怎麼在政治暴力的衝擊之後往前走，每個人回應的方式不一樣。」
主持人，研究政治暴力創傷的學者、社運工作者彭仁郁說，通常台灣民主化被描繪為「寧靜革命」，彷彿民主轉型沒有流血，「受難者與家屬在不同的位置上受苦，在第一線為我們承受民主化的腥風血雨，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承受威權統治的懲罰。」
二二八事件時，花蓮縣議長張七郎與長子張宗仁、三子張果仁同時遭到殺害。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領著兩個同樣失去丈夫的媳婦，把父子三人從掩埋地的公墓，帶回山腳下的太古巢農園安葬，並且在墓碑上刻下「四月四日夜屈死」，作為無聲的控訴。
太古巢農園原本是張七郎所開墾，用以忙累時放鬆休息的地方；沒想到此後卻成為孤兒寡母賴以耕種、過日子的所在。
我穿著補過的衣服，人家還是要尊我一聲「先生娘」！
彭仁郁說，張七郎家族有一種傲骨。
陳惠操也說，從小到大都沒有感覺被外界看不起，別人提到她們是二二八家庭時，語氣不是貶抑，而是充滿惋惜。搬到山下農園後，因為頓失經濟來源，生活已不再寬裕，節儉的詹金枝常穿著洗舊了補過的衣服上街；每當別人委婉提醒時，詹金枝總是挺直身子回答：「我穿著補過的衣服，人家還是要尊我一聲先生娘！」
「在戶口名簿的『稱謂』欄上，我的註記是『家屬』，但我不姓張。對此，我小時候雖然感到疑惑，但也並不覺得自己不是張家人。」陳惠操去年應共生邀請，在台北公開分享自己的身世與思考，而這並不容易。「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時，我梳理過自己跟張家家族的關係，並確定了安放自我的位置，這樣也就清楚自己往後談論張家二二八時要拿捏的分寸。因此，我可以出來講生活中的詹金枝、張玉蟬，講我那些年在家看到她們的悲苦，也感受著自己在多年壓抑中豁然解索的輕鬆。至於其他的事情，就讓張家人去說吧！」
「二二八遽變之後，關了街上的仁壽醫院，搬到農園。農事繁重，因大伯母是小學老師，每天早早便出門去學校，於是家裡內外所有的工作都由我媽媽一人承擔。她要照顧婆婆詹金枝，要養豬、養雞鴨，要種柚子、楊桃、木瓜……，用扁擔挑去街上賣。小小年紀的我也不得閒，七歲就揮起小鋤頭工作。而園子裡的雜草長得可真快呀，砍完不到一個月就又膝蓋一般高了，好像永遠砍不完似的；媽媽問蒼天，她的勞苦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陳惠操大學的寒暑假，都是放假第二天就立刻趕回家，即便渴望能和同學去參加救國團舉辦的各種營隊，但她知道自己必須回去分擔家務，減輕媽媽的辛勞。
1953 年 4 月 4 日，張玉蟬與來自澎湖的陳喬格，在鳳林教會相識相戀結婚，並生下女兒陳惠操。但詹金枝痛恨這段婚姻汙辱了家門，於是洩憤似的每天指責張玉蟬，對陳喬格也很苛刻，逼得陳喬格離家出外打工；而詹金枝竟然趁他不在家這段期間，讓陳喬格在鳳林教會擔任傳道士的哥哥，代為簽字離婚。
「我爸爸後來才知道他『被離婚』，非常難過，要求跟我媽媽見面，但我媽媽不願見他。」然而離婚也無法平息詹金枝心中的怨憤，詹金枝依舊不停地數落張玉蟬的再婚、編排陳惠操是「流氓的女兒」，即使陳惠操認真讀書取得好成績，詹金枝也只會冷冷地說，「第一名沒什麼了不起，人品好才重要。」
媽媽覺得守住農園，家就好像沒有破掉
十幾歲的時候，個性剛烈的陳惠操開始想反抗祖母，「祖母夾過的菜，我絕對不夾；她用過的洗澡水，我絕對不用。」張玉蟬看在眼裡，只是把默默整桶洗澡水倒掉，重新燒水。有一次詹金枝照舊在吃飯時數落陳惠操，張玉蟬看她快要爆發，在桌子底下踢了她好幾腳，絕不讓她忤逆祖母。
詹金枝後來在家中跌倒，臥床 8 年後過世，期間張玉蟬蠟燭兩頭燒，常常半夜也要起來幫詹金枝上廁所、看時間，有次她半夜聽到詹金枝叫喚，下床卻因貧血跌倒，試了三次都站不起來，就這麼爬到詹金枝床邊侍候。
詹金枝剛硬，張玉蟬柔韌，陳惠操則自認同時繼承剛烈的爸爸，與柔韌的媽媽。小時候只覺得媽媽懦弱，長大後才知道，那是真正的堅強與內斂，「祖母給我的壓力，我又全部返還給我媽媽，但她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張玉蟬的柔韌來自對張七郎的愛，她六歲被賣給張家當養女，「哭了十幾天，就告訴自己要乖乖聽話、努力工作。」但張七郎供她念書，給她厚重的父愛，讓張玉蟬願意成為 1990 年代第一個公開作證的二二八家屬，也願意為張七郎留下的農園勞苦一生，「守住農園，就好像守住這個家沒有破掉，我們請她到台北住不到一個月，她就非回來不可，要與那個農園共生死。」
張玉蟬開始參加二二八紀念活動時，陳惠操就偷偷把詹金枝當年為張七郎寫下的「訴冤狀」影印散播，「不會妨礙到其他真正張家人的事，我就去做。我先生說我表現出來很像詹金枝，雖然我們沒有血緣。」
在她看來，祖孫三代既是互相折磨，也是互相成全。
原來祖母也會脆弱、也會愛我
祖母從不曾對陳惠操說過一句溫暖的話，但媽媽有次告訴她，祖母會關心她何時她放假回家，，叫張玉蟬殺雞煮湯，「我這才知道，祖母也是愛我的。」結婚時，祖母拿了八萬塊給她，叮囑「你有帶錢，嫁過去就放心吃飯。」
詹金枝只有一次對陳惠操講起枉死的丈夫和兒子，兩人都流了眼淚。她過世後，母女二人才知道，詹金枝常去一位教友家裡吃飯，講到家人就哭，哭長媳搬出去、孫子結婚都沒跟她商量，但哭最多的是關於張玉蟬再婚。
「如果早知道她也有這樣脆弱的心，也許我會用更多的關愛去體貼她的傷痛，可是我沒有。」陳惠操至此哽咽，但她直視著台下說沒關係，那是還沒處理完的遺憾，「我想讓遺憾自然流露出來。」
這一生都會有動盪的感覺，創傷賦予我解離的能力
比起陳惠操已能坦然面對某種「份際」，女兒顏訥則還掙扎於身份的距離、時間的距離，一邊聽母親公開分享，一邊也梳理著自己與二二八、與受難家族的關係。
「我生命中沒有一刻感覺自己雙腳著地。」顏訥說，外婆六歲就知道要收起情緒當「養女」，媽媽也是從小就參與勞動、保持乖巧，才不會被這個家趕出去，或許自己小心謹慎的個性從母系追溯，而羞恥、動盪的感覺也持續影響她的書寫。
陳惠操結婚時就告訴丈夫，「我只有媽媽，過年不想讓家裡看起來太冷清。」因此顏訥一直是在外婆家過年，每年都會和家族兄弟姊妹在墓碑旁合照，一年比一年長大，但從小就知道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好像就也沒有特定的契機去追索歷史。
為了今天的對談，顏訥回頭去找自己寫過的文章，「什麼時候寫了外婆，就知道我什麼時候認真把二二八家屬的身份，放在自己身上。」那是 2012 年。
當時，顏訥仍然與二二八保持著觀看的距離，因為別人看見的張七郎父子墓園，對她來說則是從小家族合影的地方，是房子的一部分，無悲無喜。
真正有意識去建立對二二八的認知，是在三一八運動後，為了處理自己的國族認同，大量論述與寫作，也動念想探究張七郎的身份認同、閱讀家族成員的口述歷史、認識張七郎父子被虐殺的細節。但傷痛與她之間隔了一段距離，站在第三人稱的視角去寫這段家族史，「我寫越多，越感覺到羞恥。」
寫作帶著她往前，一點一點找回自己，但作為學者的資格與家族成員的資格仍是不斷拉扯，「我的語言在這兩種位置中間擺盪，找不到適當的距離去書寫。」顏訥發現，家族創傷好像帶給他特別的能力，面對傷害時可以解離、抽離，可以扮演「第三人稱」，有更多餘裕去理解複雜的歷史、政治、社會運動。
我們記取的是教訓，而不是仇恨
「時間是一帖良藥，受創的心也許偶爾還會有點淚水，但大部分時候我們都能在輕輕嘆一口氣、默默流兩行淚的過程中，慢慢痊癒。」痛苦的感覺也許會隨著世代交替而淡忘，但歷史不應該被遺忘；不能忘的是教訓，無需記的是仇恨。
「看著一群共生的年輕人，在臺灣漸漸走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陰影時，卻仍努力地想要為大創傷後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記錄悲劇在不同世代分別留下怎樣的傷痕？或者已然了無痕跡？他們是少數覺醒過的年輕人，他們知道殷鑑不遠，必得有人發聲提醒，盡可能避免悲劇再發生。」陳惠操說，「即使我無法兩肋插刀地和他們一起走在前面，但至少能夠兩手叉腰支持他們；而出來訴說切身的經歷，正是為了讓後人有所警惕。」
➥受難者張七郎
新竹客家人，移民花蓮鳳林開設「仁壽醫院」並大力支持鳳林教會，二戰後當選「制憲國民大會」台灣代表。二二八事件時，在未經正式審判下，與同樣行醫的長子張宗仁、三子張果仁被國軍帶到鳳林郊外的公墓秘密處決。
紀錄：朱乃瑩
·⋱⋱記憶所繫之處：二二八記憶公共化計畫⋱⋱·
受難者家屬分享會
陳惠操、顏訥（花蓮地區受難者張七郎第三代、第四代）
2024.07.20（六）14:00-16:00@璞石咖啡x光之島共享基地
二二八事件迄今已 77 年，大規模國家暴力的行使不僅衝擊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受難者家屬的影響以及對其所造成的創傷更是延續至今。在轉型正義工作中，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的處理至關重要，本次的系列分享會希望能讓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能夠有現身的機會，在理解、支持的氛圍下開啟訴說與對話的空間，鼓勵民眾接觸、聆聽受難者家屬的生命經驗，促進社會對於政治暴力創傷、代間創傷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