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於 2022 年解散，轉型正義相關業務回歸行政院各部會，「不義遺址」的審定、保存工作也進入了一個新卻更為複雜的階段。今年度轉型正義政策討論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到長期參與不義遺址倡議及實務的黃舒楣老師，以及深耕民間文化資產保存的張仁豪研究員，探討後威權時代台灣空間記憶的保存難題與可能解方。
從「不義遺址」到 「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
黃舒楣老師首先說明不義遺址概念的普世性與理論價值。黃老師澄清，轉型正義、不義遺址的概念並非台灣獨有，而是所有「後威權社會」如東德、南韓、前蘇聯國家共同的歷史課題。這些社會中，為了重新面對並梳理過去威權時期的記憶，如同台灣「不義遺址」這類的歷史遺構，便成為人們瞭解真相、追悼的載體，同時也是官方／民間等不同意識形態對立的處所。
不義遺址的定義與現狀
台灣在 2017 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後，明定「不義遺址」為「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確切要素則包括時間（1945-1992）、發生事件（國家不法的大規模人權侵害）以及發生地點（發生地）。
然而，不義遺址工作目前遭遇到嚴峻的挑戰。促轉會結束任期後，本應送交立法院審議的《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面臨卡關。當前持反對意見的委員，往往提出「為何不納入日治時期或清領時期？」或是「為何排除原住民族？」的質疑，並指稱不義遺址的審訂保存工作為「政治鬥爭」。
針對這些反對意見，黃老師也提出個人的反思：由於轉型正義主要在處理國家內部的威權遺緒，倘若不義遺址、轉型正義工作將原住民族受迫的歷史輕易納入框架中，反而會過度簡化、甚至消解對「國家與原住民族殖民關係」的進一步討論與追問 。
從「不義遺址」到「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
在專法卡關的現實下，行政部門嘗試在有限的空間努力。今年（2025），行政院與文化部透過國家人權博物館行政規則層級的「作業要點」，提出「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的新概念。
此概念也是現階段較務實的替代方案：由於專法尚未通過，且許多重要的歷史現場（如受難者故居、被逮捕地）未必符合原先「大規模侵害人權發生地」的嚴格定義，或是像林宅血案發生地的「義光教會」這類由民間保存的案例，難以直接套用舊有的不義遺址框架。
透過「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的新框架，國家人權博物館得以在現有體制下，繞過立院政治攻防，對這些場址進行審定與資源挹注，讓保存工作得以實質推進。
義光教會：「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的首例
義光教會成為「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的第一個案例，其實並非偶然。黃老師特別分享自己意外參與其中的過程，說明義光教會及「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展現的民間主動性。
義光教會原為林義雄律師宅邸，1980 年發生震驚社會的林宅血案後，由於林宅無法出租出售，造成林家經濟的困境。1982 年遂由長老教會發起募款，買下林宅並改為現今的教會使用。
改作教會後，教會對血案的歷史過往不僅不避諱，甚至相當重視，也保留地下室的血漬與舊有空間格局，並積極爭取將義光教會成為不義遺址。在專法卡關的現在，教會曾於 2024 年 10 月申請市定古蹟，但在隔年 2 月 27 日以「非文化局業務」或「刑案未破」等理由拒絕。
然而，教會卻不止步於此。就恰好在 2 月 28 日的二二八中樞儀式中，賴清德總統提及義光教會的案例，加速文化部與人權館的動作。同時，在黃老師與教會的溝通下，說服義光教會從原本只希望申請為不義遺址、古蹟，轉而願意成為首批「具轉型正義意涵場址」審定案例 。教會的歷程證明了即便在法制不完備的現況，民間仍有可開創、著力的空間。
從四方醫院到時代治癒所
接著，張仁豪研究員將視角從宏觀的不義遺址政策，拉回微觀的歷史現場，分享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如何挖掘、研究並策展「四方醫院」與施家的故事。
張仁豪首先分享學會過去針對「負面遺產」所做的功課，如曾為瞭解樂生療養院而考察種族滅絕、監禁、戰爭、強制收容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定義的「負面遺址」。因此，在實際接觸施江南及四方醫院的案例時，學會便能運用既有的知識體系進行規劃。
被遺忘的施江南與四方醫院
四方醫院位於台北市大稻埕天水路，由二二八受難者、醫學博士施江南醫師於 1935 年創立 。施江南醫師不僅是當時台灣醫界的菁英，更積極參與「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等社會活動 。然而，他在 1947 年 3 月 11 日被軍人帶走後從此失蹤，除了後來在大溪檔案上被列名為「要犯」的資訊外，至今仍不見下落 。
張仁豪提到，學會開始調查四方醫院的契機，源自攝影師李火增拍攝的老照片。照片中一位小女孩站在淹水的天水路上，後方的建築便掛有四方醫院的招牌。這張照片成為了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線索，團隊據此展開了如偵探般的調查。從建築遺構的測繪、施家家族史的爬梳，到最後跨海聯繫上施醫師散居美國的女兒們，過程十分不易 。
歷史空間與心靈的「時代治癒所」
面對這樣充滿傷痛的「負面遺產」，當建築物整修完畢，準備籌辦特展時，策展團隊並未選擇控訴或悲情的單一路徑，而是提出了「時代治癒所」的概念。張仁豪解釋，醫院本是治癒身體的場所，而透過重新揭露這段被掩蓋的歷史，讓受難者家屬回到現場，讓社會大眾走進這個空間，本身就是一種對歷史創傷與心靈的「治癒」。
策展過程中最動人的一幕，是施江南醫師的女兒們回到闊別數十年的舊居。儘管四方醫院內部空間多已改建，但曾經充滿生活記憶的陽台與建物，依然讓家屬觸景生情。展覽特意不放家屬悲傷的照片，而是透過施醫師妻子施陳焦桐女士的書法作品、施家的生活器物，展現面臨劫難後的女性如何獨立撫養五名女兒成材的堅毅與溫暖。將巨大的政治受難轉化為具體而微的家族生命史，也讓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
對談與提問
空間如何「再利用」？
對於像四方醫院或義光教會這類的私有不義遺址，未來的用途往往是個難題。是要凍結保存？還是活化利用？主持人陳安也拋出「暗黑旅行」的概念為例，想聽聽兩位主講人對保存、利用的看法。張仁豪指出，許多人會被「受難場所」的框架限制，認為只能做紀念館，但這在財務上往往難以永續 。
黃舒楣老師則提供了寬廣的想像，他舉新加坡樟宜監獄的小教堂為例，該處既是二戰的紀念場所，也是熱門的婚禮場地。義光教會同樣如此，它既是禮拜堂，也是社區活動空間，甚至曾是林義雄反核行動的據點，顯示「紀念」與「利用」不必然互斥。
體制的侷限與民間的突圍
民眾首先提問，文化部接手不義遺址業務後，部會處理的態度如何。黃老師先對文化部表示同理，畢竟對公務員而言這是「天降業務」，而文化部下轄的文化資產局、人權館的既有業務早已負荷沉重。況且，政府部門習慣用熟悉的語言，處理轉型正義這種特殊業務。例如，在審議不義遺址時，許多文資背景職員、專家，往往從建築語言、價值、年份等文資知識進行判斷，與重視歷史、威權遺緒等面向的轉型正義產生極大的落差。
對此，張仁豪亦強調「民間先行」的可行性與重要性。在法制尚未完備、官方轉型正義工程進入深水區而顯得遲緩時，民間團體可以自主透過小規模的策展、走讀、研究，讓社會看到保存的價值，也創造出與政府部分合作的可能，長久下來便能夠具體推進政府政策、轉型正義的議程 。
紀錄：廖品硯
2025 轉型正義政策討論系列講座
不義遺址的政策現況與發展可能
黃舒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行政院轉型正義會報委員）
張仁豪（社團法人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研究員）
2025.11.25（二）19:00-21:00@左轉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