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台灣的轉型正義，往往很難只從制度、法律或單一事件說起。因為在國家尚未正式承擔責任之前，許多工作其實早已在民間默默展開——包括記憶的保存、受難者家屬的陪伴、檔案的追索，以及對「這段歷史到底該如何被理解」的公共提問。
十年前，專注於轉型正義倡議的民間團體「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了《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與《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兩部專書，前者是 2015 年前後轉型正義工作者幾乎必讀的階段性盤點，後者則以故事、信件與家族記憶打開更多讀者的感受力。十年過去，台灣的制度、社會氛圍、文化介入方式都已有明顯變化——而變動本身，也帶來新的困惑與挫折。
2024 年起，本會以「威權象徵、促轉基金、加害體系」為題舉辦三場政策講座，2025 年則從「不義遺址」與「十年回望」繼續探討，希望在公共討論節奏愈發急促的時代裡，保留一段屬於公民社會的自主時間：能夠停下來想像政策、回顧歷史，也重新提問「我們究竟走到哪裡」。
我很心虛，但我是在做的過程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莊瑞琳談出版如何靠近白恐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自述，作為「邊做邊理解」轉型正義的出版編輯，一開始其實也做得「很心虛」。在 2014 年發生 318 運動的前幾個月，出版社才剛完成《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系列，嘗試以跨越百年的歷史尺度回顧台灣民主歷程，但連作者與策劃者都不敢確定「會不會有人看」。
《百年追求》最初原本構想為一冊，後來因作者們的文風差異改為三冊。書出版後，銷售起伏也映照社會關注的位移：一開始日治篇（自治的夢想）賣最好，318 運動之後則是黨外篇（民主的浪潮）突然暴衝，最後三冊銷量趨於平均——彷彿台灣社會確實在尋找一種回顧自身的方式。
在此理解上，莊瑞琳與團隊開始思考更困難的提問：如果我們已經能回顧民主運動，那麼更邊緣、更不被主流理解的白色恐怖，是否也有機會被重新理解？
當時真促會原本想先推出《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以拼圖方式集結不同世代的論述者，三冊分別對應「清理威權遺緒、記憶歷史傷痕、面對未竟之業」，看似有序，莊瑞琳卻直言「其實都是硬做出來的」——那是一種出版編輯以有限條件拼裝出的邏輯，希望至少提供讀者「幾個迷宮入口」，可以從案件、國際比較、制度改革等不同路徑進入這個龐大的議題。
後來真正「超前」出版節奏的，反而是《無法送達的遺書》。它不走學術論述，而是以故事與家屬視角切入，由小說家胡淑雯擔任主編，邀集羅毓嘉、楊美紅等寫作者訪談政治犯家屬，試圖用文學敘事穿透那段「中間的空白」。
莊瑞琳提到，《無法送達的遺書》的結構並非偶然：紅帽子——左翼、白帽子——台獨都必須被講述，才能理解 50 到 70 年代的青年究竟遭遇了什麼。書的後段再補上判決流程等白色恐怖基本知識，像是先讓讀者靠近，再提供理解的工具。她形容這本書「胡亂拼湊」，卻意外符合白恐入門的門檻。
出版過程中，她保持著那種「心虛」，不確定六、七十年前的手寫信件，能否抵達今日讀者。直到某次站在印刷機旁，看著彩頁一張張吐出，她忽然感到「那些人在召喚我」——彷彿前輩要在歷史記憶裡復活，好像才真正明白自己正在做什麼。
另一個震撼時刻，則是她拜訪泰源案家屬。當家屬談起探監過程，彷彿昨日重現，瞬間淚如雨下。莊瑞琳第一次近距離理解：這種創傷並非一般失去親人的哀傷，而像是一種無法治癒的裂口。
《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後，宣傳活動遍佈大小書店。劉耀廷（書中受難者之一）的女兒曾在活動前表示「不希望別人知道我來了」，被認出時更露出驚恐與受傷的眼神。這些身體記憶讓莊瑞琳明白，白恐的重量不只存在於歷史文本，更深藏在許多仍活著的人身上。
她原以為這樣的發表會多以中年讀者為主，沒想到許多高中、大學生到場，幾乎每場都有人在台下哭。她也分享一段在雲林虎尾書店的場景：當作者之一林傳凱在台上談地方案件，一位先生中途走進來，突然說「你剛剛投影的那個人，是我舅舅」。他原本只是路過書店，卻意外撞見家族故事的入口。
「這些人是少數嗎？」莊瑞琳反問。或許他們一直潛伏在社會裡，只是我們從未看見。《無法送達的遺書》讓她第一次意識到：談白色恐怖需要文學的力量，不只是知識精英的政治學術語。也正因為故事太成功，反而讓《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顯得更嚴肅、更像知識社群的工具。這或許正是轉型正義的兩面：既需要制度與研究，也需要能穿透日常的敘事。
倡議是要讓政府假戲真做——陳俊宏談制度推進的十年轉折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俊宏一開場便說，題目其實不好談，但他之所以來，是因為十年後回望，許多人對轉型正義的現況感到挫折，他希望「來打氣」。
陳俊宏曾在 2011 至 2012 年間擔任真促會理事長，當時的策略是「出版與倡議並行」，倡議重點是三部法律：鬆動《國安法》第九條、《政治檔案特別法》、以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但在 2016 以前，這些法案屢屢遭到杯葛——檔案法被擋 74 次、國安法第九條被擋 66 次、權利回復條例被擋 74 次。立法困難，使得民間只能轉向，透過出版與社會對話。
他特別提到「遺書返還」作為重要突破口：2010 年起，真促會透過提案與動員，面對政府強硬主張遺書是國家檔案、家屬只能翻印不能歸還的立場，最後在一系列記者會、投書與社會討論後，2011 年才促成全面清查與歸還。遺書成為連結社會的媒介，因為它讓國家暴力留下的創傷不再只是抽象概念，而是看得見、碰得到的存在。
陳俊宏回顧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軌跡，由於台灣民主轉型採「寧靜革命」路徑，轉型正義被延遲多年，2016 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才正式進入由國家推進轉型正義工程的階段：2016 黨產條例與黨產會成立、2017 促轉條例通過、2018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掛牌運作、2019 政治檔案條例制定，使得加害體系圖像得以逐漸浮現。2022 促轉會結束後，轉型正義工作轉入各部會體制運作，並以「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承接未竟之業；2023 成立權利回復基金會，啟動第二次人身自由賠償與財產返還，讓社會更具體看見政治暴力如何造成「傾家蕩產」的後果。
陳俊宏提醒，如今的轉型正義不再是單一獨立機關的任務，而是分散在法務部、內政部、文化部、衛福部、教育部、國發會、黨產會等不同部會，「面對不同挑戰，需要一個大腦來統籌四肢」。
他強調，轉型正義是高度政治性的工作，進入體制內後，要避免官僚僵化、讓轉型正義淪為 KPI，既需要執政者展現政治意志，更需要公民社會既扮演支持者，又扮演監督者，作為議題的後盾。
面對法制化困難、政黨僵局與人亡政息風險，他仍強調：即便無法一次到位，仍可透過「點滴工程」維持動能；而公民社會的角色，正是在冷漠與政治動能不足的夾縫中，既成為政府的後盾，也成為監督的力量，逼迫承諾「假戲真做、弄假成真」。
我們有權利知道完整的台灣史：討論白恐是為了讓台灣史變得完整
在後段對談中，莊瑞琳從出版角度談到另一層挫折：即便《無法送達的遺書》累銷超過 15,000 本，台灣原創作品要為「轉型正義」這個概念提供文化解釋與美學展現，仍然困難重重。命名、設計語言、台灣美學的形成，常常讓文化工作者陷入困擾——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性如何被表達？
而她最重視的另一個轉變，是「誰能說話」。當第三代、第四代受難者家屬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他們不再只是被訪問的對象，而是成為主體、成為作者。這種發聲並不浪漫，它伴隨失語、空白與自我修復的艱難，但也意味著轉型正義的文化土壤正在堆疊。
她也提出更深的觀點：討論白恐不是為了撕裂，而是為了讓台灣史變得更完整，即便是與案件毫無關係的人，也「有權利知道完整的台灣史」。白恐案件從山到海、從鄉村到城市、從底層到菁英，牽動的不只是政治史，也包含地方史、產業史、階級結構。若不去理解那些青年在 50 年代如何形成國族想像、為何選擇左翼，就無法真正理解當時的台灣社會。
陳俊宏則進一步提出「記憶行動主義」，記憶不只是回憶，更是一種回應現在、改變現在的介入方式，尤其「文化介入」能「make invisible visible」——讓不可見的變得可見，仍是下一階段值得投入的能量。
陳俊宏也認為轉型正義並非撕裂社會，他強調，這種說法是倒果為因，正是有了過去的撕裂，才需要透過轉型正義去修復。「轉型正義是大眾最冷漠的議題之一，問題不是高度衝突，而是社會冷漠。」由此，執政者需要引領社會面對這段歷史，而不是被動等待共識。
這場對談沒有以樂觀收束，也不以悲觀作結，而更像是一種提醒：轉型正義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段反覆折返、需要不斷命名與再理解的路。真促會的倡議、出版人的敏銳嗅覺、學者的制度盤點，彼此交織成一種台灣特有的推進方式——在挫折裡前行，在停滯裡尋找突破，在每一次回望之中，重新確認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紀錄：朱乃瑩
2025 轉型正義政策討論系列講座
從回望到前行：台灣轉型正義的紀錄方式與階段性提問
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莊瑞琳（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監事、春山出版總編輯）
2025.12.26（五）19:00-21:00@濟南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