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緩緩駛進太古巢農園，陳惠操戴著斗笠，日復一日，用竹掃把掃除張家父子墓碑前的落葉。但，自始至終，他都知道自己不是張家人。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與花蓮地區受難者張七郎第三代陳惠操的接觸，始於 2023 年的「記憶所繫之處：二二八記憶公共化計畫」1。過去兩年，陳惠操及女兒顏訥，透過受難者家屬分享會，與社會對談二二八事件在張七郎家族及其後代生命中，持續震盪的漣漪。
共同擁有文學背景的兩人，在敘述生命經歷的話語間，總浮現一層淡淡的抒情。這樣的情感流動，讓畢業於台大社會系，目前就讀台藝大電影所，同時也曾擔任兩屆共生音樂節總召的導演葉芊均，感受到親近與共鳴，因而成了本片的拍攝起點。
本場放映會，我們回到張家父子受難、同時也是陳惠操誕生的花蓮進行放映，並邀請陳惠操與葉芊均一同對談。
一個真正屬於陳惠操的故事
陳惠操曾用多種身份穿梭於文學與轉型正義領域中，無論是陪著母親張玉蟬，在剛解嚴不久出席於懷恩堂的家族受難見證，同時又是文學家顏崑陽的妻子，作家顏訥的媽媽。但在這部紀錄片中，鏡頭只是靜靜的直視著陳惠操。
陳惠操最初答應拍攝的關鍵，來自過去與協會合作累積的絕對信任，加上與協會認識之前，顏訥曾擔任共生音樂節的真人圖書館講者，「所以我知道這群年輕人在做什麼」。拍攝期間，陳惠操總覺得身上背負重責大任，因此也盡其所能地，分享自己與詹金枝、張玉蟬互動的感受。「至於牽涉到其他家族成員的部分，我就不會去說了，因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所看到的母親、祖母，我所能感受到的、能講的就是這些。」
「你不是他們家的人，為什麼你那麼像他？」
張家父子受難後，張七郎遺孀詹金枝、養女同時也是媳婦的張玉蟬，用女性的力量撐起張家日常。
後來，張玉蟬結識來自澎湖的青年陳喬格，即便詹金枝反對這段再婚，但張玉蟬與陳喬格仍堅持結婚，並生下陳惠操。「其實我是二二八的產物。如果不是二二八發生，就沒有我。」陳惠操與二二八的關係，自其出生後，就像被綁上一條絲線，綿延地牽引著陳惠操的一生。
從小看著身為養女的母親張玉蟬，在張家將自己的地位低低壓下的卑微狀態，個性剛強的陳惠操總想要起身反抗。至於婚後與詹金枝同在一個屋簷下過日子的陳喬格，則受不了詹金枝對生活細節的嚴格要求與限制，便經常外出工作不回家。最後，由陳喬格的哥哥代為簽字離婚，結束這段顛簸的婚姻。
陳惠操上大學後，得知父親陳喬格已再婚並育有子女，曾回到澎湖「認祖歸宗」。這些事，陳惠操從沒讓詹金枝知道。「祖母常會問我，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人（陳喬格）？我說沒有。祖母就會說，如果你看到他，絕對不可以跟他走。祖母其實很怕我離開。」
長大後成為母親的陳惠操，反而認為兒時祖母種種嚴苛的管教，將他的心志磨練得益發剛強、堅韌。因此，他就用同樣方式教育兒女。「那時候我以為高壓是好的，所以我就這樣教他們規矩。」然而看到子女成長後被扭曲的身心狀況，陳惠操才意識到，從前以為是對的其實全盤皆錯，而且大錯特錯。於是開始學著「不把自己的意志加諸在別人身上」，同時也回頭認真檢視成長經驗在自身所留下的烙印。
用山林的氣息療癒傷疤
並非置身政治暴力創傷前線的我們，很少有機會了解傷害形塑與療癒發生的確切過程。透過陳惠操及其家族故事，我們有機會看見，後代是如何承擔，那些需要花費龐大時間去理解、力氣去代謝的，第一代所發生的事。
陳惠操始終是一個對家人與自己都要求嚴格的人，而他也曾經歷一段極艱難與痛苦的時期。為此，他選擇上拉拉山接觸靈氣，又大量閱讀臨床心理學余德慧教授的著作，慢慢覺察兒時經驗的影響，理解心裡那些「過不去」的感受。「我到現在還常常會想到，在溪澗旁千年紅檜樹下練功，那種寧靜、歡愉的感覺，糾結的心當下就鬆了。」
陳惠操認為，療癒的前提是被療癒者要意識到自身狀況，並願意尋找方法。與大自然接觸後，他形容在山裡的生活，深深感受到自己在時間的長河裡是如此渺小；於是心中那些層層疊疊的痛苦，忽然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二二八影像創作的困境
在被攝者藉由拍攝處理生命困境時，導演葉芊均也面臨製作上的難題。葉芊均形容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心境是「誠惶誠恐」，深怕觀點不夠完善。然而陳惠操不斷的鼓勵，以及顏訥所給予的創作空間，這些回饋都讓他能專注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態，在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完成創作。
二二八主題的影像創作，經常面臨社會大眾對於重複講述的質疑。當今天談論其它議題時，社會不會認為我們不再需要某某議題的電影，但若與二二八相關，就會被質疑必要性。「大眾那個『又來了』的情緒，讓我有一種『不甘心』。」葉芊均選擇持續用影像專業回應大眾，而對於影片後續的呈現規劃，他則希望本片會是一部，具有親近性、可以讓大眾好好消化的作品。
世代間的記憶傳承，做好該做的事
今年九月，張宗仁的大兒子張文滿於美國逝世。談到「離開」，陳惠操說，事情在他們這一代，好像已經走到電影結尾，一切吵雜的喧譁聲都在慢慢地沉寂，「當我們這代人都走了，就變成沒有聲音了。」
在照顧張玉蟬生命最後階段的過程，陳惠操清楚感覺到，母親始終放不下的太古巢農園，卻在住院的最後十六天裡，反而一句都不曾提起。或許就如余德慧教授所言，當生命走到盡頭，自然會明白存在本身只是一段歷程，過了便杳然無痕跡。
張玉蟬過世後，陳惠操花了一段時間疏理心裡那些過意不去的糾結與反省，「盡頭對我來講，本來如一團亂絲的黑，看不清是什麼。但透過這些親人的離開，盡頭的景象逐漸清朗，生命所有的重量都消失在亮光中。」
陳惠操表示，在他個人生命經歷到末端的時候，對於所謂二二八或正義的情緒，反而變得了然，但是「結束是我們的結束，顏訥他們那一代的人，都還在進行當中；所以該被看到的事情還是要被看到。因為這不是要激起更多的對立，而是讓年輕人不要遺忘。」作為相對更靠近事發當時的那一代，陳惠操看到二二八帶給家庭及後代的一些痕跡，「歷史長河終究會流過去，但在還可以讓它不要發生的時候，該做的還是要做。」
紀錄片帶社會共感歷史的孔隙，而陳惠操願意轉身梳理糾纏自身數十年的絲線，才讓我們得以靠近二二八事件之後，並看見穿梭在受難者家族中的幽微之痛。
「在我媽媽過世後，我能替他做的事就到這裡。該說的、該做的，對我祖母、對我媽媽，甚至對顏訥、顏樞，我覺得都已足夠且圓滿了。」
- 此計畫獲2023年衛福部「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推廣計畫」補助。 ↩︎
紀錄：王家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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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屬的幽微傷痕：紀錄片放映會側記｜花蓮場
陳惠操（張七郎家族第三代）、葉芊均（本片導演）
2025.11.22（六）14:00-15:30@花蓮豐田戲院
二二八事件迄今已 78 年，大規模國家暴力的行使不僅衝擊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受難者家屬的影響以及對其所造成的創傷更是延續至今。在轉型正義工作中，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的理解至關重要，本次紀錄片花費兩年拍攝，希望能讓民眾接觸、接觸受難者家屬的受難經驗，促進社會對於政治暴力創傷、代間創傷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