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小地方展演空間後,隨著正要往下的步伐,沿著牆壁,你抬頭,卻看到一張張便條紙。上面寫的是當時來自受難者的遺書,或許是他們所能留下的最後的絮語,或許是他們掙扎發出的最後的聲音。
吊掛著的受難者名單,提醒著我們,有些聲音正在歷史的壓迫中遺失,這些被遺落的過去,還有待我們一一去理解與尋覓。
「悲慘命運不曾離開過我們……」
「屍體請不要火化,領回嘉義後用棺材裝訂好放在祖父墳旁」
「吾妻之生活教育請盡量幫忙」
「我的決心不再受壓迫」
「知道了家中的大家都很平安」
「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最早知道父親不是病死,是在初中的時候,意外從表妹口中知道我爸爸是被槍斃的,也才知道為什麼她看什麼書,阿姨都這麼緊張的原因。」
「入學的時候要填家庭狀況調查表,我繼父是外省人,同學就會問說:你是外省人啊?但事實上我不是,我很怕人家問我是什麼人,你爸爸是什麼人,你媽媽是什麼人,覺得最好不要跟別人講話,避免讓別人知道我有一個生父,我是人家的養女,有一個爸爸是死掉的,不敢面對那樣的現實。」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
郭素貞為政治受難者郭慶之女,從不敢述說,到願意發聲,記錄了心路歷程的點點滴滴。
郭慶是雲林縣貓兒干國民學校(今豐榮國小)的校長,因「虎尾支部案」入獄、在1952年4月1日被槍決,僅留下寫給妻子、與岳父母的遺書絕筆,然而直到2012年,家人才得以經由申請取得晚了六十年的遺書。
事實上,一直到三十多歲,也就是1980年代中期,郭素貞才有機會知道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案件,開始知道父親是政治犯,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找到父親郭慶的名字。1998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郭素貞申請補償時,才第一次拿到當時的判決書,看著父親閱讀過的那些左翼書籍,想要知道他當初是怎麼做下那些選擇。也是因為涉入過去挖掘歷史與記憶,後來才慢慢知道,在那個時候無論有沒有參加共產黨,很多人只是想找一個地下組織,一個能對抗國民黨威權的組織。
到了1990年代,隨著六張犁墓區被發現,郭素貞找到了父親的墓碑,並認識了幾位當年參加地下黨同樣被捕的長輩,還原那些刻意被抹去的過去、大事紀間的空白,這些被歷史遺落的聲音,還有待我們一一去理解與尋覓。

「與二二八糾纏了一生,這是最好的選擇。」阮朝日之女:阮美姝如是說。
前台灣新生報經理阮朝日(1900-1947),屏東林邊鄉人,曾經就讀過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再進入日本福島高等商業學校,因日本不承認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學歷,所以只讀過兩年國語學校,就轉往日本中學從頭讀起,一路念到高等商校,返台後擔任株式會社董事長,1930年當選林邊庄協議會議員,1932年開始進入臺灣新民報,戰後應聘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當時,因氣喘病發臥病在家,但還是遭情治人員到宅逮捕,從此下落不明。
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從小便被捧在手心裡,父親將其取名為「姝」,姝象徵讚頌女子之美的意思,「我的一生就如同這個名字,即使深陷泥沼,幾乎絕望,我也奮力爬起,唯有讓一生美得極致,才不辜負爸爸的期望。」阮美姝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也因為出身望族,從小學習跳舞、音樂,在學業方面也表現良好。
1947年2月下旬,阮美姝回屏東完成婚禮,阮朝日也南下為女兒主持婚禮,沒想到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卻也是父女倆的最後一面。1947年3月12日,阮朝日與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在同一天被憲警人員帶走後從此失蹤, 阮美姝是親眼看著父親被帶走的。
爸爸被帶走後,阮美姝的母親將弟妹們託付給她和養女,獨自躲在親戚林天賜醫生的家,一星期後才敢回家,一家人四處求情、到陳屍較多的地方尋找、求神問卦,甚至有許多人趁火打劫,以營救之名騙取錢財,爸爸成為阮家的禁忌,家人們也不願意再提起二二八相關的事情,在阮美姝開始尋找父親失蹤真相並書寫時,也曾被家人責怪為何要把家中的悲劇公開發表,很怕被別人知道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
阮美姝參與了二二八平反活動、進行口訪、投入二二八遺族紀錄片拍攝工作,幫助許多其他的受難者家屬,2014年她決定將父親的日記著作,以及父親所編寫的北京語辭典等原稿,捐贈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收藏。
有些聲音正在努力掙扎地發出,需要被你聽見;我們一起撿拾那些聲音的碎片重新拼湊,好嗎?
► 活動日期|2019.11.22(五)
► 活動時間|19:30 進場 20:00 開始
► 活動地點|小地方展演空間
► 演出陣容|感覺莓果 Feeling Berryx 吳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