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小地方展演空間後，隨著正要往下的步伐，沿著牆壁，你抬頭，卻看到一張張便條紙。上面寫的是當時來自受難者的遺書，或許是他們所能留下的最後的絮語，或許是他們掙扎發出的最後的聲音。
吊掛著的受難者名單，提醒著我們，有些聲音正在歷史的壓迫中遺失，這些被遺落的過去，還有待我們一一去理解與尋覓。
「悲慘命運不曾離開過我們……」
「屍體請不要火化，領回嘉義後用棺材裝訂好放在祖父墳旁」
「吾妻之生活教育請盡量幫忙」
「我的決心不再受壓迫」
「知道了家中的大家都很平安」
「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份傷心吧！」
「最早知道父親不是病死，是在初中的時候，意外從表妹口中知道我爸爸是被槍斃的，也才知道為什麼她看什麼書，阿姨都這麼緊張的原因。」
「入學的時候要填家庭狀況調查表，我繼父是外省人，同學就會問說：你是外省人啊？但事實上我不是，我很怕人家問我是什麼人，你爸爸是什麼人，你媽媽是什麼人，覺得最好不要跟別人講話，避免讓別人知道我有一個生父，我是人家的養女，有一個爸爸是死掉的，不敢面對那樣的現實。」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
郭素貞為政治受難者郭慶之女，從不敢述說，到願意發聲，記錄了心路歷程的點點滴滴。
郭慶是雲林縣貓兒干國民學校（今豐榮國小）的校長，因「虎尾支部案」入獄、在1952年4月1日被槍決，僅留下寫給妻子、與岳父母的遺書絕筆，然而直到2012年，家人才得以經由申請取得晚了六十年的遺書。
事實上，一直到三十多歲，也就是1980年代中期，郭素貞才有機會知道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案件，開始知道父親是政治犯，在「歷年辦理匪案彙編」找到父親郭慶的名字。1998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郭素貞申請補償時，才第一次拿到當時的判決書，看著父親閱讀過的那些左翼書籍，想要知道他當初是怎麼做下那些選擇。也是因為涉入過去挖掘歷史與記憶，後來才慢慢知道，在那個時候無論有沒有參加共產黨，很多人只是想找一個地下組織，一個能對抗國民黨威權的組織。
到了1990年代，隨著六張犁墓區被發現，郭素貞找到了父親的墓碑，並認識了幾位當年參加地下黨同樣被捕的長輩，還原那些刻意被抹去的過去、大事紀間的空白，這些被歷史遺落的聲音，還有待我們一一去理解與尋覓。
「與二二八糾纏了一生，這是最好的選擇。」阮朝日之女：阮美姝如是說。
前台灣新生報經理阮朝日（1900-1947），屏東林邊鄉人，曾經就讀過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再進入日本福島高等商業學校，因日本不承認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學歷，所以只讀過兩年國語學校，就轉往日本中學從頭讀起，一路念到高等商校，返台後擔任株式會社董事長，1930年當選林邊庄協議會議員，1932年開始進入臺灣新民報，戰後應聘擔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當時，因氣喘病發臥病在家，但還是遭情治人員到宅逮捕，從此下落不明。
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從小便被捧在手心裡，父親將其取名為「姝」，姝象徵讚頌女子之美的意思，「我的一生就如同這個名字，即使深陷泥沼，幾乎絕望，我也奮力爬起，唯有讓一生美得極致，才不辜負爸爸的期望。」阮美姝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也因為出身望族，從小學習跳舞、音樂，在學業方面也表現良好。
1947年2月下旬，阮美姝回屏東完成婚禮，阮朝日也南下為女兒主持婚禮，沒想到婚後第二次見到爸爸，卻也是父女倆的最後一面。1947年3月12日，阮朝日與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在同一天被憲警人員帶走後從此失蹤， 阮美姝是親眼看著父親被帶走的。
爸爸被帶走後，阮美姝的母親將弟妹們託付給她和養女，獨自躲在親戚林天賜醫生的家，一星期後才敢回家，一家人四處求情、到陳屍較多的地方尋找、求神問卦，甚至有許多人趁火打劫，以營救之名騙取錢財，爸爸成為阮家的禁忌，家人們也不願意再提起二二八相關的事情，在阮美姝開始尋找父親失蹤真相並書寫時，也曾被家人責怪為何要把家中的悲劇公開發表，很怕被別人知道自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
阮美姝參與了二二八平反活動、進行口訪、投入二二八遺族紀錄片拍攝工作，幫助許多其他的受難者家屬，2014年她決定將父親的日記著作，以及父親所編寫的北京語辭典等原稿，捐贈給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收藏。
有些聲音正在努力掙扎地發出，需要被你聽見；我們一起撿拾那些聲音的碎片重新拼湊，好嗎？
► 活動日期｜2019.11.22（五）
► 活動時間｜19:30 進場 20:00 開始
► 活動地點｜小地方展演空間
► 演出陣容｜感覺莓果 Feeling Berryｘ 吳志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