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是立基於人民的親身經歷、抑或是既得利益者建構的集體記憶？
「歷史屬於贏家」當掌權者壟斷歷史的話語權，在處置政治事件時偏向利己的一方，不顧牽涉其中的複雜性，將可能使其中一方權利受損、傷害社會和諧、甚至使正義蒙灰。政治事件的複雜性也使得眾人的意見分歧，這些紛雜的歷史記憶也可能造成爭議與衝突、甚至導致社會分裂。
當政治事件透過歷史記憶的建構，變成政府鞏固權勢、操弄議題，甚至是打壓異者的手段時，我們又該如何審慎地剖析其中關係、覺察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呢？共生音樂節邀請你於12/14在高雄參加《從二二八事件看歷史記憶與政治之關係》的講座，從二二八事件一起思考歷史記憶的不同面貌。
嚴婉玲老師從自身接觸二二八的過程談起，在過去的年代裡，課本上不談台灣史，更不談台灣近代史，教育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描述，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左右才開始的，且僅用了五十七字帶過，學校老師也幾乎是避而不談，儘管是到了解嚴後，提二二八仍是件被害怕的事。從事件的發生到解嚴，這對臺灣人來說極其血腥的重要事件卻鮮少被媒體、教育所提及，甚至是被國民黨編織為共產黨的陰謀；校園內海報比賽的主題通常都在宣導保密防諜；受害者及其家屬長期被追蹤，巨大的社會壓力更是讓他們只能保持沉默。
台灣島內當權對異議的壓迫導致了人民的噤聲，故關於二二八的討論其實是一九六零年代台灣最後一批受過日本教育的學生在日留學時所發起的，同時間展開了海外台獨運動，這些意念在海外萌芽，後來才傳回台灣，對後續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
接著，老師談到了一九八七年解嚴後二二八平反運動的進程。在初期，人們將二二八視為省籍衝突，運動的訴求之一是族群和解，而較少有從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角度出發的論調。造成此結果的原因除了當時的史料仍在探尋，還沒辦法支撐貪官汙吏、抵抗暴政等等的言論，更深層的因素 #在於當時的背景也正是外省人第二代的年代，他們是在意族群議題的，尤其那幾年也剛開放了回中國探親等政策，因此在一九八零至一九九零年代，省籍議題是非常明確且剛開始要被消化的時代，而這個衝突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官方對待族群不平等的政策所導致的。
解嚴後，二二八的歷史追溯成了當務之急。以民間角度，一九八九年嘉義立了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拍了悲情城市、一九九一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並舉辦研討會、一九九五年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出版了台北南港二二八，後來也陸續出了各個地方的口述史，在當時的年代是相對完整的史料蒐集；然而從官方角度來看，一九八八年省文獻會以中國地方史的角度來進行二二八口述史的紀錄，但那並非是將台灣視為主體而成立的單位，一九九二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然而內容卻語焉不詳，講不清楚死亡人數，無法明定二二八的前因後果，可以看出官方其實還未想好要如何面對這件事，而在二零零二年，國史館發表了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當時已是政黨輪替以後，而國史館似乎也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去蒐集相關檔案，雖然也尚未齊全。在上述的進程中， #不難看出民間與政府對應的步調是呈現差異的。
一九九零年代是台灣史剛開始成為一個學科的年代，因此許多人會認為台灣史與民進黨是掛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從中意識到一件事，當一個國家要形成共同體，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共同的過去， #台灣史這個學科被賦予了這個任務，必須去創造一個台灣人共同且是受難的過去，才有辦法去凝聚這樣的共識，這是在當時台灣的社會氛圍台灣史被賦予的政治意義。
接著，老師談到了二二八的儀式化。先從何謂儀式談起，升旗即是一例，每一個政權都會需要一個場合，集中人們並讓其意識到政權的存在，想像國家是什麼樣子。我們都曾經歷過集中在掛著國旗、國父遺像等物件的司令台前，抬頭仰望師長口沫橫飛的樣子，而相信對多數學生來說，那並不會是一個愉快的經驗，然而，雖然理性上會抗拒升旗，但其實感性上會覺得那是熟悉、親切的事情，#而儀式便是透過鮮明的空間、明確的視覺效果與圖像，來建立人們對國家的想像。儘管現今的教育已不需要像過去一般的框架與教條來灌輸愛國思想，但深根在腦海中的黨國遺毒卻不是那麼容易能夠剝除。
而老師也進一步的提醒，二二八紀念日其實也愈來愈傾向儀式化，長官與受難者家屬致詞、獻花、遊行等等，已成了標準化的行為，重點在於， #二二八的真相在這個場合通常不會被討論，只會討論二二八的意義，且這個意義，會隨著時間一直被疊加，二二八遂變成是為了當下的目的而去談論它的意義。紀念碑、紀念公園、紀念日、紀念館，這些皆是紀念儀式的一部份，然而在這當中，其實很多的內容都被抽掉了，有時甚至是讓人們不知道那是在紀念什麼。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曾說台灣是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在從獨裁體制進展到民主體制的進程當中，常會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甚至政變，但台灣並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民主化是一個個階段推演的。 #而這個現象的壞處是，他並未經過從基層根本性的改變，因此許多遺毒一直無法被改過來，以至於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許多過不去的地方。
再回到歷史教育，歷史是為了當代目的的工具，而這個工具應是要被應用在讓共同記憶能立體化，認知如何讓歷史立體化而非淪為刻板，是避免二二八的討論空洞的重要因素。#而要讓歷史立體化，在地化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目前的歷史課本裡，我們念到的都是台北觀點的二二八，鮮少有機會知道自己家鄉的故事， #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並沒有與自身的連結，那便不會形成新的共同記憶。#我們可以試著去和家裡的長輩談，那將成為自己與在地的新的連結而非僅是課本上的歷史，故事才會真正的和自身產生關係，真正改變歷史空洞化的問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其中一個不同點在於，相較於白色恐怖是各地單一的事件，二二八是更容易形成共感的。但也因為容易形成共感，我們容易忽略在地化空洞的部分，這是在談轉型正義之前，我們皆必須意識到的問題。
最後，老師以近日二二八基金會前執行長廖繼斌指控現任執行長楊振隆曾殺過人的新聞作為結尾。楊振隆執行長坦承了自己的過去，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而社會大眾該如何面對擔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的人曾是個殺人犯的事實？老師提出了他獨到的觀點── #反而是有這樣的過去，可能更適合擔任這個位子，他恰恰拋出了一個問題給社會大眾，這個社會可不可以接納犯錯的人付出相應代價、接受懲罰、進行彌補後，繼續一起在同個社會生活？而只有當我們的社會可以接受這個情況，轉型正義才能走得下去，否則我們始終會停留在一個殺人就是要償命，犯了錯就永遠是罪人的處境。
活動日期｜2019.12/14（六）
活動時間｜14：00-16：00
活動地點｜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7樓之2）
活動講師｜嚴婉玲（台南新芽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