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唸書前,我在宜蘭從事五年的社會運動。我對二二八的認識是從那邊開始的。我是透過訪談人,去認識所謂的二二八。」沈秀華第一次做二二八事件訪談,是 1990 年 2 月《噶瑪蘭雜誌》製作二二八事件 43 週年專輯時。
在做《噶瑪蘭二二八》的訪談過程裡,她開始出現疑問:「為什麼死去的是男人?那,女人跟二二八是什麼關係?」使她決定在 1992 年出國唸書前的暑假,隻身到台灣各地進行口述歷史訪談。1996 年,修業完成、正在準備資格考的沈秀華,花了一學期的時間看資料、寫稿——「那時候我有時要搭飛機出去開會,都會想『萬一我要是出事,那些稿子怎麼辦?』」沈秀華說——1997 年 2 月,《查某人的二二八》終於在臺灣出版。
彼時伊被劫走去,我就變成單親的母親,只有一直想要顧囝仔,看囝仔能不能和其他人的囝仔一樣,我彼時不知道單親的母親這麼難做,自己又要賺一點錢給這些囝仔吃,又想看能不能教得有行。
——郭一琴(屏東副議長「葉秋木」遺孀),《查某人的二二八》
2020 年,《查某人的二二八》再版。在這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許多書中的「二二八寡婦」已陸續過世。沈秀華在再版序中寫道:「二二八寡婦所代表的是有幾個世代的台灣人,以終生承受國家暴力的痛苦及不正義而離世。他們所承受的不義終究沒有得到平反撫慰,最後常只能以命運來和緩個人所遭受巨大結構暴力的無奈與無力,甚至有些會自我譴責,自認是個人命不好,才會遭遇如此傷痛。」
「死去的是男人,那女人跟『二二八』是什麼關係?」
後續,在一次訪談受害者遺孀和後代時,沈秀華開始意識到「原來女人跟二二八,有很直接的關係」:
那時在花蓮訪談張七郎家屬,他們知道(張七郎)是在公墓外的野地被殺害,可是他們不敢白天去,是晚上借了一台小拖車,把屍體拖回來。
很多這些女性跟我講,她們其實剛開始不敢跟她們的孩子講(這些事),擔心他們出事情,所以很多家屬連自己的父親、家人是在二二八(事件)過世都不知道。這種壓抑、痛苦是一種無聲的死亡——(丈夫)被殺害,草草地收屍,過程中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講。
當國家法律在制定《二二八賠償條例》時,認為死去的人、被抓去關的人才是受害者。可是在我做二二八口述歷史的經驗裡,這些人(二二八寡婦)其實也是受害者——她們要在女性就業環境非常有限的社會支撐起家庭,不斷地被監視,變成單親家庭、「政治犯」家庭,就連如何收屍都是一個問題。有的還找不到屍體。
生命死去是一剎那,可是這些人要存活下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她們存活下來,面臨社會各方面的噤聲。她們不是家屬,她們是受害者。這是我回到台灣後,在演講過程裡慢慢論述出來的。
她們不只是受害者,她們是政治的行動者
最近幾年,我開始覺得這些論述還可以往前推——長期,我們界定公共參與、政治活動或社會運動,是以男性被「允許」、「鼓勵」做的方式來定義。然而,如果我們回頭看,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講二二八,是因為有多少這些我訪談的二二八遺孀,有多少她們的家人、小孩,把她們家族的故事保存下來?
我要說的是,不要小看這些女性。包括 1992 年她們接受我的訪談時,不願意讓我錄音,可是還是願意接受訪談。她們是要突破多麽大的心理恐懼,把她們的故事留下來。
在訪談時,很多女性一方面講說她不敢跟孩子講,可是一方面又覺得,要是哪一天我可以講了,我要把它講出來。講出來,她們的下一輩知道,而後我們知道。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沒有這些人把這樣的記憶,在那種被壓抑、被壓迫的時代,不能講出來、不能表現出來,還把那個記憶用『身心』承擔下來,我們不會有今天的二二八記憶。
所以我會認為,她們不只是受害者。同時,她們是政治的行動者。Judith Butler 說的「哀悼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動。」我們能夠把被不義地對待,把哀悼表現出來、講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動。不要小看哀悼跟述說,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講出來,是多久的等待和行動?
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什麼是政治行動。這些女性——她們現在都不在了——我覺得台灣社會要感謝她們很多。從我訪談的經驗裡面,我知道她們長年來就承受多麽大的恐懼感。我們感謝她們,在 1987 年解嚴後,她們能站出來,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行動。
出版《查某人的二二八》後,過不去的坎
1997 年出版後,我心裡有很大一個坎過不了——在美國時,或是 2006 年回到台灣後,有人邀請我演講,講二二八。如果有人恭喜我,說「你出這本書,很重要。」我常常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那樣的「恭喜」。
那時我很強烈地覺得,我這本書的書寫,是建立在 1947 年以後,當時死了很多人,以及之後非常多的家庭、家族、個人,以及台灣社會,非常多人的死亡,以及很努力地生存下來的苦痛。所以那時候我一直無法去面對那種,別人覺得你做了一件重要的、很好的事。我一方面知道這是重要的事,可是一方面,我無法把它當作一種個人的成就來看。
這個坎是一直到兩、三年前我才過得了,是差不多這本書再版時。其實我本身已經沒有再從事二二八的研究,但是還是有很多的邀約。如果有人邀我談二二八,除非我剛好不方便,我一般會接受,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責任。
這些邀約的過程,我重讀這些資料,提出新的論述。我慢慢覺得,我好像可以不用那麼過意不去,因為我有盡我的力量在做一些事情。
「二二八不是只有二二八」:期待更不同面向的,二二八的故事與意涵
在做二二八的過程裡,我發現,有些人的二二八是三月七號開始的,因為那天他的家人過世了。有的人可能是更久之後。所以它(二二八)不同的經驗和過程。
在女性脈絡下的二二八,讓我們更深入地看到:國家暴力的能耐不是只有把你殺死,國家暴力是可以透過對存活的人持續的壓迫、噤聲,削弱抵抗的意志,讓整個社會集體創傷,集體恐懼。從家屬、家族的脈絡,我們會更認識暴力可怕的地方。
這些女性,這些家庭,是有很深的受創的。同時,台灣的社會也集體受到國家暴力下的創傷。在這個脈絡下,二二八不是只有被殺害、被抓去關,非常重要的,還包括這些人如何很困難地存活下來,如何把故事講出來。
所以我期待、希望大家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去看見二二八的故事,以及它對社會的意涵。
➥受難者家屬分享會x第12屆共生音樂節:真人圖書館|側記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
紀錄:林于玄
·⋱⋱記憶所繫之處:二二八記憶公共化計畫⋱⋱·
受難者家屬分享會x第12屆共生音樂節:真人圖書館
沈秀華(《查某人的二二八》作者)
2024.02.28(三)17:30-18:00@自由廣場
二二八事件迄今已 77 年,大規模國家暴力的行使不僅衝擊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受難者家屬的影響以及對其所造成的創傷更是延續至今。在轉型正義工作中,對於政治暴力創傷的處理至關重要,本次的系列分享會希望能讓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能夠有現身的機會,在理解、支持的氛圍下開啟訴說與對話的空間,鼓勵民眾接觸、聆聽受難者家屬的生命經驗,促進社會對於政治暴力創傷、代間創傷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