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X女性

查某人ê聲:二二八下的女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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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組/王文妘、丁瑄

女性成為歷史事件屠殺下存活者,絕非歷史的偶然。

社會體制性別化的運作下,女性多被排除於經濟與政治場域之外,更別說站出來成為反抗政府、進行革命的行動者。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政府為鞏固在台政權的軍事暴力行為,而當時能夠集結地方動能、得以影響輿論的男性群體,便成為政府企圖肅清的對象,二二八直接的受難者自然是以男性為絕大多數。眾多關於二二八的史料與研究著眼於還原當時情境,以「男性」作為主體來重構二二八樣態,與女性相關的歷史記憶與論述卻寥寥無幾。

因此,我們將時序劃分為「二二八事件過程中」與「二二八事件之後」,並依照當時社會活動,來觀看女性作為不同身分、角色的處境,如何參與社會的整體流動。

堅毅不屈於命運的未亡人

楊𤆬治的丈夫吳鴻麒法官,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莫名失蹤,她尋找了好幾天,最後含淚領回丈夫至今仍死因不明的遺體。家中經濟雖然還過得去,但是「無尪無地位」的她,還是得在眾叛親離下,強忍著痛,為了養育小孩而堅持活下去。

王鄭阿妹的丈夫王貴龍在八堵車站事件中不幸殉職,家計重擔全落在她身上。她只能一大清早出門撿蕃薯回來餵養全家,擔著水果去別村轉賣,還得照料中風的公公。二二八事件後,只要看見外省人、聽到火車的嘟嘟聲,她便心如刀絞。

盧陳碧水在二二八時失去丈夫盧鎰,雖因自行經營旅社沒有過多經濟壓力,但也曾被憲兵上門胡亂搜查、干擾生意。當憲兵告訴她「丈夫因反叛國家被打死是應該」,她毫不畏懼地大罵這些不速之客:「阮頭家保護你們外省人,驚你們被台灣人打,還敢講這種話」。她從不避諱與談論孩子二二八與他們父親的遭遇,畢生等待政府給予她丈夫死因完整的交代。

張玉嬋在失去丈夫張果仁後,一夕之間從醫生娘變成農夫,在張家農園裡勤奮工作。為了讓兒女留在身邊,她聽從婆婆的要求,與再婚對象離婚,為張家奉獻大半人生。一九九零年,她為報答養父張七郎對她的疼愛,代表受難者家屬發表演說,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

林雪嬌(後改名為林至潔)與丈夫郭琇琮一同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加入中共地下黨,而後又歷經白色恐怖。在特務到宅邸抓人的那夜,兩人留下嗷嗷待哺的嬰兒,輾轉逃亡至宜蘭、嘉義等地,最後仍敵不過國民黨政府的追捕而入獄。身為一個女人、一位母親、一位政治領袖的妻子,她無法像他一樣成為武裝行動、革命的要角。然而,她的陪伴與扶持,在郭琇琮的大半人生中從未缺席。於此,她也沒有怨言,同步在歷史的刻痕上行走著。

在槍聲響起,丈夫的白襯衫被血染紅後,她成了未亡人,卻與一般不忍重提悲劇的家屬不同,她面對威權,仍勇敢發聲,透過口述記憶了她與郭琇琮的故事,藉著翻譯呂赫若的作品,使日治及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社會樣貌能以文字呈現於今。她用自己的方式革命至今,正如當初郭琇琮所寄望的,勇敢地,用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了。

潘罔原生家庭艱困,生母將其分送給徐姓人家做養女,後又輾轉被賣到台北藝旦間。她在新店文山茶行唱曲期間結識茶館老闆王添灯,十九歲時成為他的小妾。婚後總是在屋內揀茶、煮飯洗衣、幫忙帶正房的孩子,在時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的丈夫被抓走後,卻被婆婆認為她將會與王家搶奪遺產,逼迫她與過世的王添灯離婚。

她自幼深感自己無人關愛,也為了自己與前夫的名譽,不願再嫁;她為王添灯立牌供奉,每當感到心中酸楚無處傾訴,就對著神主牌哭訴。潘罔命運多舛,卻仍堅苦卓絕,靠著收房租與存款利息,含辛茹苦地撫育收養來的兩個孩子。

面對造化弄人的種種境遇,她也曾怨嘆自己命徒坎坷、不得人愛,但她仍舊真誠待人、不與人爭,感謝上蒼賜予她被兒女孝奉的幸福餘生。

踏尋真相與公義的遺族

楊逵的孫女楊翠,活在家族光環與受難者家屬陰影的交疊中。歷經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祖父雖幸運地生還,但仍脫離不去傷痛。多年來,她承續祖父的精神,透過文化改革社會,致力於轉型正義及文學歷史等推動,成了一朵壓不扁的玫瑰。

阮美姝的父親阮朝日,在竹林二二八事件中不幸罹難。長大成人後,她透過各方資訊,逐步了解事件全貌。歷經40餘年,不僅在各地採訪同為受難者家屬的人們,更完成《孤寂煎熬四十五年》一書,記錄了自己追尋真相的漫長過程。

林黎彩的父親林界在二二八時被槍決,八年後母親喝下鹽酸自殺,父母雙亡的她被認為是不祥的掃把星,在親戚們充滿歧視的環境下長大而封閉自我。在丈夫的鼓勵下,她開始探尋父親的真實樣貌,控告殺父者彭孟緝與國民黨,奮力投入二二八平反與紀念等相關活動。

郭勝華為宜蘭頭城二二八受難者郭章垣之女,出生前父親已罹難,在母親的刻意保護下,她對二二八與父親的死因全然不知。直到母親辦理美國居留證時,居然拿不出父親的死亡證明文件,才成為郭勝華探究父親之死的契機。

她在美國大量查閱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報導與文獻後,鼓起勇氣寫信給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要求他開立郭章垣的死亡證明書,同時寄信給美國總統雷根與兩位參議員,請他們協助對中華民國政府施壓。

她積極投身二二八平反相關活動,促進政府立法給予受難家屬賠償金、設立紀念碑等,為臺灣的轉型正義帶來許多能量。至今雖仍未拿到父親的死亡證明,但她鼓勵母親回顧人生,寫下女性受難家屬的生存情狀,編撰出書,以母女的在場,作為父親/丈夫缺席的見證。

活在監控與性剝削枷鎖下的女伶

二二八事件時,就讀台中師範的高菊花,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短暫參與了二七部隊的救護工作。而她的父親高一生,因受命派遣青年下山支援嘉義民兵,被國民黨盯上,於白色恐怖時期遭受處決。

為了扛起家中經濟重擔,她以藝名「派娜娜」闖入歌壇,紅極一時,然而,她長期活在國民黨的監控與威脅下,被情治單位騷擾偵訊,甚至以「招待外賓」為由對她進行性剝削。她的下半人生,著實活成了監獄外的囚徒。

政治場域中受限卻全力綻放的領導者

謝雪紅出生於貧困的家庭,戶籍上填著的姓名是謝氏阿女,是個沒有名字的女人。十二歲時,她被賣做童養媳,身心皆遭受虐待;後來,又輾轉成了富商的小妾。二十歲後,她在機緣下見識到五四運動的風潮,社會運動的推行在她心中萌芽。

1928年,她成立台灣共產黨,同時致力於婦女運動;她認為,在階級的戰爭裡,婦女唯有加入其中,才可能擺脫壓迫,追尋真正的自由。然而,各方人士大多否認「女性作為一個領導」一事。三十歲時的她,因政治運動,已入獄兩次,在無數次的非人道刑求中,她甚至被剝光衣服,用點燃的香菸燙乳頭。

一個涉足社會運動,不斷發聲的女性角色,要在陽剛的革命場域中「被看見」,無疑是艱難不堪的。不斷遭受質疑與壓迫的她,未因此而灰心喪志,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她深入武裝革命,參與二七部隊的籌組,號召群眾團結起來抗爭,使台中免於國民黨軍的掃蕩。最後,她於抗爭半途離去,雖遭受強烈譴責,但隨著時代的移轉,她作為一位民主自治推動者的貢獻,得以被看見。

二二八事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被迫拆夥解散,而瓦解最多也最痛的便是家庭。許多作為受難者家屬的女性,不被視作「國家暴力的受害者」;然而,無論是痛失親人、因政治力而被迫噤聲或胼手胝足地支撐家計,都是她們血淋淋的受暴經歷。她們既是國家暴力的見證者,更是「直接受暴者」。

女性在一個民族英雄壯烈犧牲的故事中,往往是陪襯的角色。因此,透過這些女性的生命故事,我們能夠看到身為一個「查某人」在歷史洪流中所呈現的不同樣態,同時,亦警惕著我們切勿忽略——「她」也是說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