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X醫生

二二八與台灣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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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組/唐于文

醫療與殖民

回顧台灣史,醫療與殖民兩者密不可分。最初西醫由傳教士,提供醫療的背後以「傳教」為最終目標。日治時期,後藤新平將改善醫療衛生視為統治台灣的重要政策之一,也為醫療現代化建立重要基礎。1899年設立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開啟了台灣體制化的醫學教育。

配合殖民政策,有工作保障與優渥收入的醫生,成為在教育上遭受歧視的台灣人的熱衷選項。同時,服務鄉里、回饋社會的職業屬性,也使醫生享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敬重,漸漸成為本島知識菁英的代表。在反殖民的運動中,醫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二二八和台灣醫生

國民政府來台後,台灣醫生延續日治時期的菁英角色,更活躍參與地方政治。由於深受人民信任,常被推選為縣市參議員,扮演人民與統治者間的溝通橋樑。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對於這些原本活躍於政治參與的醫生們造成極大的影響。事件發生後,許多作為參議員的醫生成為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一員,試圖調解國民政府與台灣人民間的糾紛。事後國民政府清算,多數人被捕受害,包含台北的黃朝生和郭守義、花蓮的張七郎父子三人、嘉義的潘木枝和盧鈵欽、台南的吳新榮等。


  • 張七郎

  • 吳新榮

  • 黃朝生


  • 杜聰明

社會參與的斷裂

在二二八事件中,這些執業醫生本於服務人民的熱忱參與政治卻招來死劫,多數人為明哲保身選擇退出政壇,不再參與政治。例如提前知情而避開死劫的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二二八事件後轉向專注辦學,躲藏半年後回台大醫學院擔任院長,並於1954年南下高雄,創辦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校,也是現今高雄醫學大學前身。

二二八後的「清鄉」和接下來的白色恐怖時期,「知識份子」成為被整肅的對象,其中受難的醫生不計其數。當中有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傾知識分子,如台大醫院的醫師許強,追求思想的自由和社會公義,卻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

消失和出走的醫生

受到台灣本土針對知識份子清算的社會氛圍、冷戰結構下的美援以及越戰導致美國本土醫師空缺等因素影響,開啟台灣青年留美學醫的一波風潮。這些青年學成後便在美國落地生根,建立移民社群。

從日治時期、「光復」到白色恐怖,這些面對威權卻堅守真理的醫生就像人權醫生陳永興所描述的,他們「醫人,醫社會,醫國家」。而二二八事件後,醫生在政治參與中的消失和出走,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長遠且無法計量。1987年,陳永興醫生與鄭南榕一同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致力於平反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和促進轉型正義,為受難者的平反工作揭開序幕。



  • 陳永興


療傷的台灣和轉型正義

陳永興醫生曾指出,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的未竟之路。在二二八事件及後續的白色恐怖,許多犧牲生命的醫生曾經想治癒的不只是生病的人們,還有生病的社會及自己的家國。

民主的未竟之路不能只靠一個人或一個階層,這條路必須整個社會一齊前進才能走完。轉型該轉向何方、正義該如何伸張,每個被述說的故事都是療傷。這些醫生所關懷的,是下一代能擁有一個健康的社會及國家。他們的故事應該被記憶、被述說,最重要的是,這份精神能被傳承。


二二八X文學

無國無家:戰後的臺灣小說與二二八

論述組/歐孟哲

流血的預言:作家筆下的戰後台灣


忽然房外起了蒼惶的腳步聲打斷了她的惘念。接著忽然響起一聲槍響。
⋯⋯
「不准出去,現在盜匪在抵抗中,等一等。」
⋯⋯
她一直跑著黑暗的夜路走,倒了又起來,起來又倒下去。不久槍聲稀少了。迎面吹來的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裏,但她不覺得。


呂赫若的小說〈冬夜〉以主角彩鳳的一生,寫實的記下台灣社會在戰後面臨的創傷與鉅變:彩鳳的丈夫被迫成為「志願兵」,死在南洋的戰場,也讓她淪為娼妓;走入酒家的她遇見浙江來的外省人郭明欽,是間公司的大才財子、年紀也輕,在他的追求下彩鳳又結了一次婚,沒想到卻染上梅毒,還被始亂終棄;最後當彩鳳再次成為娼妓,遇見台灣人狗春,兩人正擁抱時,卻被外頭的動亂給打斷。小說結尾的槍響,在今天讀起來無比熟悉,但這篇小說,卻是刊登於1947年的2月5日——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前。

呂赫若並不是先知,他其實只是以寫實的筆法記下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在1946年,「光復」一週年時,楊逵發表〈為此一年哭〉,寫下政治貪污、言論不自由、政治不民主的失望。再後來黃崑彬、葉石濤、龍瑛宗也都曾經發表作品批判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直到1947年2月,呂赫若發表了〈冬夜〉,邱平田則發表了〈農村自衛隊〉這篇小說。不同於呂赫若以女性強調難以自主的處境,並以無盡的長夜作結,邱平田在小說中寫出了主角所在的「平田村」,在失序而蕭條的農村境況下,決定成立「平田村自衛隊」,以武力自保。兩篇小說以不同的觀點出發,卻反射出同樣的社會現實,也再次驗證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不只是來自意外或偶然。1946年的台灣小說,以不同的方式——邊學邊寫、或是請人翻譯——奮力擺脫語言的桎梏之時,同時秉持著自日治時期的文學傳統,批判時政不留餘力。

但是這樣的堅持,卻也預告了這一批台灣作家在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肅清中,不容於當局的命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彷彿是扯斷了最後一根希望的細絲,有些作家如日治時期活躍文壇的張文環選擇從此封筆,也有些左翼知識份子如呂赫若,「棄筆從戎」一般加入台灣省地下工作委員會的活動,最後死於鹿窟。同時除了作家的自我選擇外,原先作為重要作品發表空間的報刊雜誌也被大量查禁。政治力量的介入,讓自1946年行政長官公署開始查禁報紙日文版,從此只能刊登「國語」的語言政策下,已備受頓挫的台灣作家面臨另一次重大打擊。

白色的前夜:二二八後的政治控制

二二八事件的反抗與其後的肅清具有族群與政治壓迫的雙重性質,在戰後本省人備受「奴化」污名和排除的脈絡下,二二八事件無可避免的帶有與外省人的對抗,但同時這也是一場對於腐敗的政府與未能真正落實的民主體制的抗爭。在這個特殊的脈絡下,台灣作家的批判和關懷,也與戰後才來到這塊土地,卻抱持著與國民黨政府不同立場的左翼文化人士有相同之處。

二二八事件後,在同年八月新創刊的《台灣新生報》,由主編歌雷(史習枚)主編副刊《橋》。歌雷主張反映現實、具有改造現實理想的「新寫實主義」,因此發表在其上的作品,大多也同樣是反映社會中貧窮問題的小說。《橋》在二二八事件後,成為持續寫作的台灣小說家發表的新空間。

葉石濤在二二八事件後,陸續在《橋》上發表了十二篇小說,其中像是〈河畔的悲劇〉、〈復讎〉、〈來到台灣的唐.芬〉、〈澎湖島的死刑〉和〈天上聖母的祭典〉等,都是描寫台灣四百年來不同時期歷史的作品,在當時政治逐漸成為禁忌話題的社會氛圍中,同時在迴避掉「現代」這個敏感的主題,卻也用不同時代背景的虛構,描寫了同樣社會批判的精神。〈河畔的悲劇〉、〈復讎〉都是描寫荷治時期的郭懷一抗暴事件,〈澎湖島的死刑〉則是以航行來台的航海士之眼,目睹了反抗清廷的青年被吊死。迴避掉「現代」,無非是在逐漸高壓的政治封鎖下不得不的策略,但儘管時代不同、對抗的也不是同樣的政權,反抗政治壓迫的精神卻一貫而終。

但葉石濤以虛構造出的批判空間,卻和《橋》一起,在下一波的政治控制裡成為幻夢。二二八事件壓制了台灣作家的發聲,而隨著中國本土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國民黨政權也將政治控制轉向當時在台灣活躍的左翼份子。二二八事件後一年,戰後初期被陳儀重用的許壽裳被發現在臥室裡遭人殺害,最後警察以竊盜殺人快速結案。但是聽到此事的另一位作家雷石榆,卻直稱許壽裳的死是「政治謀殺」。再一年後,《橋》的主編歌雷被捲進四六事件,原先的刊物也告終。再一年後,雷石榆等人也遭到台大的解聘,被遣送回台。最後,葉石濤本人在1951年被捕,在他的日記上以「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作結,當他再一次復出於文壇,已經是台灣本土化開始的1970年代。

這一批對於左翼文人的肅清,成了後來白色恐怖的開端。對於臺灣文學來說,政治的封鎖不只是造成一段時間的噤聲,也造成與日治時期發展了數十年的遺產難以被看見,並且直到90年代解嚴後開始被有系統的研究以前,在文化上被取代與失語。而這一批戰後初期的台灣作家,不論是「被語言跨過的一代」、在二二八事件後噤聲,或是最終成為白色恐怖底下蒼白的案件,都因此失去了在「光復」之初,滿心期待的願景中,能夠有的光景,最後只留下王莫愁(王育德筆名)在1946年時寫下的問句:「為什麼臺灣文學沒有好作品呢?」那是光憑文學難以回答的政治與歷史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