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X物件

物件訴說的時代橫切面:「木匾」與二二八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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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組/邱映寰

歷史剖面:縱向 v.s. 橫向

大多數的歷史敘事與研究,皆以時間軸序與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展現並討論某個時代或事件的歷史脈絡。以個人生命史的角度來看,縱然能夠隨著時序、個人的移動軌跡及經歷,縱向看見一段時間的歷史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的種種、對一個人造成的影響;然而其實也能透過「物件」的角度出發,除了時序改變的影響外,亦在不同時間點爬梳和某物件有關的各人物、事件的平行連結,補足個人生命史無法涵蓋的、更全盤性的認知層面,橫向擴展對歷史事件及其餘波的瞭解和研究。

以「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切取的歷史斷面

一塊曾消失將近一甲子的「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能見過多少歷史場面?

一九三五年促成木匾誕生的張深切,在當時是聚集全台文藝人士的第一人,然而戰後從中國重返台灣並在台中師範學校擔任教職的他,卻意外被誣陷將無辜外省平民集中於學校禮堂保護之舉,是為了屠殺這群島外之客。沒有人知道生於一九三〇年代的木匾,直至一九九七年被找到並捐贈給台灣文學館之間的時日,是被誰、又為何會在兩側被刻上「二二八的伤痕 玄茗 过了無盡年之後 全然不知未來」及「未來的人們 20世紀中国的正統 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啊」。只知據其家屬推測,木匾應是張深切於二二八事件後的逃難中,仍悉心保存著帶到三弟家中,才能保留至今。

於是,這塊木匾不僅歷經日本殖民下台灣文藝人士的眾志集結,也在二二八之際,見證了在台中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中師)的張深切、校長洪炎秋,同樣身處台中的文壇後輩巫永福家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林連宗、李瑞漢和李瑞峰律師,如何在二二八的波及下走向或同或異的境遇。而木匾被攜著逃亡時,與張深切一同奔逃的妻兒、一路協助張深切一家藏匿的其他家屬們,當下也共同經歷著歷史的痛苦拍擊、努力尋求著出路。

相仿的歷史處境,不同的命運與抉擇

木匾從戰前一路倖存到戰後甚至今日,也讓我們能從木匾主要連結的幾個人物、二二八前後相關的歷史事件,綜觀置身不同領域、做出不同抉擇的人們,各自導向了什麼樣的境況。原先待在教育界的洪炎秋被革除校長之職後,仍選擇接受當局安排的國語日報社長、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而同在中師的張深切,則在被誣陷逃難過後,退出了教育和政治領域,在曾經叱吒的文藝界也先退守至避免反叛之嫌的書寫形式;二二八前夕偕洪炎秋等人被找去幫忙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國大學的吳守禮,在被賦予中文系教授職務、置身國語教育推行委員會運作的時代下,仍堅持著台灣閩南語語料的蒐整與研究,並在日後編纂出堪稱台語研究先驅的辭典。

另一方面,政治、法律以及醫學等領域,在彼時常抽出當局手上的鬼牌。同在台中的林連宗、李瑞漢和李瑞峰兄弟,冷不防遭軍警帶走後被失蹤;與洪炎秋、吳守禮同樣參與接收台北帝大的杜聰明醫師及林茂生博士,前者因先接獲消息、躲藏於友人家中,才僅被暫時撤職,而非如其他許多投身政治的醫生們被當局逮補甚而殺害,後者則在自宅被帶走後失蹤。由這一片具數十年厚度的歷史切片,可以看到同樣受到二二八事件的撲襲,卻在不同領域的不同人們身上轉化成相異的命運,受難者被殺害及被失蹤的比例甚高,倖存者亦做出了不同的抉擇,在人生路上或續行、或猛然轉彎,或者在原路匍匐前進時依然不忘尋覓通往自身理想的小徑。

重新看見被忽略的見證者、參與者,包括現代的我們

歷史的影響小至個人、大至一個群體甚至整個地區和國家,影響的層面也往往涉及各種面向。在國民政府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下,除了政治、法律的制度因當局者的決策而變化外,文藝、語言(本土語言以及所謂的「國語」)、教育體系等,亦歷經著鉅變。不僅彼時的人們在事件前後做出各異的抉擇,有人如洪炎秋那樣配合當局推行「國語」運動,也有人像吳守禮在時局政策下依舊堅持著自己的研究理想,更有許多人像張深切那樣轉身背向了紛紛擾擾的政治。

而當時見證或身經歷史事件及餘波的人們,並不只有各領域較知名的人物,他們的親朋好友、甚或曾有過或大或小連結的陌生人,都是經常被忽略的歷史見證者,然而他們確實同時身處並參與了歷史的轉捩點。身處現代的我們,其實也正被那些一路轉換、延續至今的制度與思想塑造著。

二二八X情治

二二八中的情治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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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組/許國玢

終戰前後的臺灣處境十分奇特詭異:從五十年的日本政府治理到國民政府的統治,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系統切換造成台灣社會相當大的震撼與變動,臺灣人民與中國統治模式之間的疏離與陌生也成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之一。

「中國統治模式」指的是深植在國民黨政權運作中的政治文化與特性,像是在中國行之有年的派系政治。其中,由蔣介石的結義兄長陳美琪的兩個姪子——陳果立和陳立夫主導的CC派(Central Club,中央俱樂部),以及由黃埔軍校軍人如陳誠等組成的黃埔系,分別控制中統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及軍統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兩個特務機關,在戰後皆隨著國民政府進駐,也讓派系鬥爭一路從中國本土延燒至台灣。

以下將簡單介紹中國戰後各派系在臺灣如何佈線及其與情報系統之關聯。透過一步步建立情報系統,國民黨於終戰前後逐漸在臺灣各地大量地組織了情治人員為其所用,而這些被佈下的情治人員更是相當大程度地影響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與走向——密報、反間與滲透等手段在全台各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發酵。近年來大量相關檔案解密出土,時代的樣貌愈趨立體,同時也愈趨複雜難解。

派系的複製與移植

(1)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臺灣新報》報導「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身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漳州分團主任、青年團福建支團幹事並負責軍統局福建閩南站情報的陳達元,和福建漳浦宗親的臺北執業律師陳逸松,在軍統局的聯絡之下,正式於臺灣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推行「國語」、宣揚三民主義,並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台灣前維持臺灣社會治安、歡迎國民政府。當時臺灣民眾響應熱烈、也多有菁英參與,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全臺團員人數破萬,且全島皆設有分隊。一九四六年二月,「半山」李友邦返台主持相關事宜。

(2)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CC派掌控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省黨部再培植蔣渭川、黃朝生等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與民眾黨人士成立「臺灣民眾同盟」,後改組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共有十七個地方分會,幹部皆為國民黨員出任。與行政長官公署關係緊張。

情報系統佈建——軍統局(保密局)

一九四五年,軍統局閩南站站長陳達元抵臺任警總調查室主任,國民政府在終戰前早已於臺灣佈下之機構(臺灣調查室、直屬組、通訊組、閩南站臺灣組、臺灣工作團等單位)此時交由調查室統整、裁撤為臺灣站。臺灣省警備總部調查室下設有北、中、南、東各諜報組,調查室實質上則受由軍統局指揮。一九四七年,軍統局情報人員林頂立擔任改組後的保密局臺灣站站長。

軍統局多吸收福州廈門地區的臺籍「浪人」、培訓臺籍戰俘作為特務人員,例如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擔任治安組組長的許德輝實為臺北惡名昭彰的地痞流氓,後為保密局運用;二戰時於戰俘營設立的臺籍人士訓練班學員更被以少尉軍級待遇,原職掩護返台潛入民間。

保密局於各地設有諜報組,諜報組底下設有通訊員,通訊員職級再分為直屬通訊員、通訊員、義務通訊員、通用通訊員與試用通訊員等。除了特務人員各自化名,各單位也有可能化名,例如警總調查室第二處的化名即為「周敏生」。

結語

由上可知,國民政府透過明裡扶持臺籍政治人物及暗地密佈線民等種種手段,短短幾年內在臺灣建立起了非常強大的情報與勢力網。這些人物在後來更是關鍵性地左右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其手段包含混入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地方流氓成立「忠義服務隊」製造混亂,並捏造、誇跨大情勢,強化當局武力鎮壓的正當性等,甚至有所謂的「密裁」行動,亦即暗殺政治菁英。隨著派系鬥爭翻攪、受到利益爭奪牽引,終究使二二八事件成為無可挽回的複雜歷史黑影,正義難辨、黑白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