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X軍審

二二八中的軍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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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音檔開頭「二二八事件第47週年」應為「74週年」。
「47年後」應為「74年後」。

1947年2月

1947/02/27

專賣局台北分局,接獲密報淡水有走私菸

林江邁遭毆打、陳文溪遭流彈射中

查緝員與員警倉皇奔走

*附近派出所:南警察署(今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今憲兵指揮部)

民眾湧入新生報社,要求以中日文刊登緝煙血案

抗爭失利,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規劃第二天遊行

1947/02/28

從延平北路出發,敲鑼打鼓

長官公署掃射

群眾聚集台北新公園(今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柯遠芬宣布嚴懲緝煙肇事者、臨時戒嚴令

1947年3月

1947/03/01

台北市議會成立緝煙調查委員會

陳儀答應緝煙調查委員會的要求,並宣布隔日起解嚴

1947/03/02

學生齊聚中山堂,批評陳儀腐敗政治

緝煙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下稱 處委會)

根據〈寅冬亥親電〉電文顯示,陳儀電報蔣介石

1947/03/04

處委會決議通知17縣市成立各地處委會

1947/03/05

處委會通過組織綱領、八大政治改革要求

柯遠芬日記顯示,蔣介石正調派二十一師來台鎮壓

1947/03/06

處委會召開成立大會、正式改組,選出17位常務委員

彭孟緝下令,高雄發生大屠殺

1947/03/07

處委會通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強硬拒絕

陳儀電報南京中央,除了二十一師,要求加開一師、至少一旅

1947/03/08

楊亮功、憲兵第四團兩營兵力抵基隆港

張慕陶親赴中山堂,對處委會宣稱絕對不會對台用兵

1947/03/09

早上六點,台北市第二次戒嚴

中國國民黨軍隊二十一師抵台

1947/03/10

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及一切非法團體

1947/03/11

武力鎮壓的綏靖政策啟動,全面管制交通、通訊

1947/03/17

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並在返回南京後完成《宣慰台灣報告書》指出二二七緝菸事件是共黨份子及暴徒者意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

陳儀電文蔣介石,表達願意引咎辭職

1947/03/20

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書》,要求民眾自動上繳武器、惡人。柯遠芬以寧可枉殺九十九人,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好為名言,展開地毯式清查戶口的清鄉計畫

1947年5月

1947/05/16

行政長官公署遭撤廢

新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宣布完成清鄉、解嚴

論述組/孟嘉美

二二八事件從1947年2月27日延續至5月16日,期間經歷兩度戒嚴,軍事行動也從二十一師登陸後的屠殺,到3月20日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漸變成鼓勵交出武器跟「惡人」的地毯式戶口搜查。由此可將二二八事件較為細緻的區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民間反抗爆發衝突、菁英協商
第二階段:以國軍登陸為起點,展開全島性大屠殺
第三階段:軍事權介入審判,綏靖清鄉政策展開

二二八事件以二二七緝煙血案為開端,將台灣人自「光復」後累積的憤恨瞬間引燃。短短不到兩年的統治經驗,給予在台灣這片島嶼生活的人太多的剝奪感,而國民黨政府接下來的軍事行動,更是造成這塊土地永遠抹不去的創傷,直至今日。

1947年3月9日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島內追求自由自治的聲音,視為有心人士意圖推翻政權,而以國內遇有事變為由,宣告戒嚴。戒嚴令代表軍事權正式發動,憲法保障的某些權利將會被以國家之名暫時凍結。戒嚴法本應是藉由限制部分憲法條文,維持民主憲政的秩序,在獨裁統治下,卻變成了壓迫的工具。

理論上,在3月18日軍事鎮壓行動告一段落後,當初長官公署頒布戒嚴令所依據的「非常事變」已經不再,應即刻宣告解嚴,但長官公署不但沒有及時解嚴,反而進一步的推行清鄉政策。

3月13日的電文中,陳儀向南京中央表示司法手續緩慢,後續的清鄉政策應適用較快速、較重視國家而非人民權利的軍法替代。自此,軍事力量從暴力的鎮壓,轉為透過以正義為名的審判壓迫人民。有研究者指出,事件期間,至少有超過六千人,遭到軍方逮捕、審訊,經軍法審判者約一百人左右。這還不包含被軍、警、憲或情治機關秘密逮補、制裁的受難者。而這一百多位受軍事審判的受難者,不只有參與事件的平民,更包含戰後勇於批判時局,及藉由事件提出政治改革的政治菁英,甚至是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失敗的黨員。

大批的異議份子、無辜平民都遭到濫殺、濫捕。長官公署一聲令下,以效率為由,讓司法權完全被軍事取代,使一般平民都得受軍法審判。甚至將這些「涉入情節輕微」的二二八事件參與者,送入勞動訓導營(簡稱勞動營),這些人直到二二八事件結束後仍被「管訓」在此。二二八後升官為台灣省警備司令的高雄屠夫彭孟緝,曾在省參議會自陳,因二二八事件進入勞動營的人數只有516位,但學者研究粗估至少有上千人。

透過追求國家安全的軍事審判,把刑法認定犯罪的門檻降低,以擴大政權羅織罪犯的範圍、拉高刑罰程度。再加上講究效率的審判運作下,跳躍的事實認定、不夠嚴謹的論罪適法,都將原本屬於普通刑法的案件,擴充到特別刑法的範疇;將無辜的平民,變成滔天大罪。

而1947年解嚴後,戒嚴法為了保障人民的受審權,也規定了受軍審案件,應該回歸普通司法管轄,針對戒嚴時期的軍法判決可以上訴。但在審判移交後,也被以體制正當性為由,剝奪人民依法上訴的權利,像是受軍事審判的台北省議員黃火定等三人,時任參謀總長陳誠曾經明確指出違反戒嚴法規定,在解嚴後卻仍被國防部長白崇禧建議「如果移送司法機關審理,則已執行各案,必將重大糾紛,影響政府威信甚重」。另一方面,即便回歸普通司法,但司法卻始終沒能獨立於體制。從大溪檔案等史料中,都可以看到政府透過行政單位介入司法機關的審判。

民主化三十年,絕不是統治者的恩賜,亦有許多政治受難者前輩、後代,及關心歷史的民眾,為了過去的不義統治做出反抗與記憶的行動,台灣也終於在2018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其中平復司法不法,是促轉會十分重要的工作之一,但在行政權頒布無罪證明的同時,狀紙上面記載受害者的名字,卻不見當初審判他們的加害者。

這樣的不當審判其實不只存在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更是持續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透過檔案解密,揭露那些仍殘存在司法體系中,曾經作為加害者共犯結構的法律工作者。人事清算、揭露,並非單純的將這些人攤在陽光下,而是為了揭示我國司法,從此以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作為依歸,並且獨立、超然,秉持良心與正義,才能無愧於法律人作為憲法僕人的天職。

二二八X司法

戰後法治文化的變遷


論述組/鐘晨屹

戰後台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法律觀念上的隔閡

日治末期,當時的台灣與一個海峽之外的中國,在法治經驗上有著莫大的差異,也造就了終戰之後剛來台的統治者,與在地人民間法治觀念的隔閡。日治時期施行明治憲法並引進新式教育,台灣社會在此時首次接觸了具現代意義的法律文化,不但產生了一批在地的法政人才,在這些社會菁英帶領的社會倡議及法治教育的推廣下,當時的台灣人民普遍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識,且懂得於權利受侵害時尋求法律救濟。

相較於此,國民黨在中國卻是發展「黨治」的統治型態。按孫文的思想,在實施憲政之前,飽受「封建奴化思想餘毒」的中國人民必先對之行「訓政」,方能享有基本民權。戰後,中國把這套統治邏輯帶來台灣,雖說台灣人民脫離封建型態的統治已早有時日,但國民黨仍以被統治者們受過日本教育就是「奴化」為由,續行訓政統治,打壓台灣人民的參政以及出任公職的空間。除此之外,國民黨讓來自中國內地卻缺乏專業素養者接收司法單位,再加上不佳的待遇及語言隔閡,更阻礙了台灣本土法律社群的發展。

「隔閡」引爆為「衝突」:員林事件

二二八事件導火線的緝煙血案,並非戰後初期軍警與人民唯一發生過的衝突。軍警動輒對民眾開槍早已見怪不怪,警察的違法濫權也早就累積不少民怨。其中,1946年「員林事件」的爆發更是使全台民眾無不對此感到氣憤。

事件的起因來自一位警察夥同幾位出身流氓的義警無端毆傷一名台中縣的參議員,該參議員憤而提起告訴。然該被吿警察卻屢傳不到,台中地方法院院長於是命令多位法警及監獄看守前往拘提該名傷人員警。但該員警卻抗命拒捕,其他警局同仁也選擇包庇,甚至找來支援,阻礙法警執法。在雙方衝突的過程中,趕來支援的其他警員竟然開槍打傷法警及看守,還將奉法院之命前來拘提的他們通通關押進拘留所。

這樣違法亂紀的行為,不但牴觸台灣自日治時期養成的守法觀念,更是將司法權的視為無物。後續雖有公正的檢察官及法官展開調查,卻又在行政力的介入之下,涉案被告除一人遭判徒刑外,大多被判無罪。這個結果引起當時眾多司法團體的公憤,紛紛投書社論或發起講演,批判這起事件的荒謬。

二二八事件:法治文化的崩解

諸多法治亂象的發生,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官方對司法的蔑視。二月二十七日緝煙事件發生時,民眾一改守法常態,要求官方立即公開懲兇,進而爭取政治改革。然而,國府當局面對民眾的怒火,卻不改依賴軍事力量的心態,以濫殺濫捕作為對人民訴求的回應,釀成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劇。一向堅持法治尊嚴的法治社群菁英們,也無法倖免於難,凡曾與當局有過節,或者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曾任處理委員會要角者,多半成為槍下亡魂,造成不少台灣在地法律人才的損失。曾任高等法院法官的吳鴻麒、檢察官王育霖,以及曾任參議員及二二八處委會委員的林連宗律師等,幾位當時的法界菁英,皆無法在殘忍的政權下倖免於難。